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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汤显祖《邯郸记》的成就及其影响

2021-06-16 11:29 访问量:发布人:未知

  汤显祖的《邯郸记》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度脱剧,它所表现的社会生活内容十分丰富。汤显祖从唐代有关文献和从明代现实生活中开掘素材,加以独到创造,使《邯郸记》做到了"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"与"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"的完美融合。它深刻地描写了封建社会里人性的扭曲,形式上是喜剧,实质上是悲剧。《邯郸记》的影响,一是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,二是对同类戏曲创作产生了直接影响,三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了强烈反响。

  (一)

  以唐人沈既济《枕中记》为题材的戏曲作品存在两个系列,第一个系列包括元人马致远与李时中、花李郎、红字李二共同创作的《邯郸道省悟黄粱梦》,明人苏元俊的《吕真人黄粱梦境记》,其中被度者均为吕洞宾;第二个系列包括明人谷子敬《邯郸道卢生枕中记》,脉望馆钞校于小谷本《吕翁三化邯郸店》,以及汤显祖的《邯郸记》,其中被度者均为卢生。

  这两个系列的作品,分别以马致远《黄粱梦》和汤显祖《邯郸记》为代表作,它们分别是这两个系列作品中成就最高者。如以二者相比较,可以看出它们的构思大不相同。《黄粱梦》以"外"扮被度者吕洞宾,而以"正末"扮度人者钟离权,钟离权又先后幻化成为高太尉、老院公、樵夫、邦老,给吕洞宾带来种种好运或厄运,同时向吕洞宾反复宣扬酒、色、财、气的危害,最后使吕洞宾蘧然梦觉。《邯郸记》以被度者卢生为主角,让他在梦中经历几番浮沉荣辱,大起大落,直至享尽荣华富贵,仍然不肯撒手,最后从梦中醒来,这才幡然省悟。从剧本的重心看来,《黄粱梦》重在钟离权的度脱,而《邯郸记》重在卢生本人的体验,二者明显不一样。可以说,《邯郸记》已经不是原来意义上的度脱剧。

  与基本构思相应,两剧的结构安排也大不相同。《黄粱梦》全剧四折的唱词都由钟离权(或其化身)所唱,可以说是灌输重于体验。《邯郸记》则吕洞宾只在第三出《度世》、第四出《入梦》前半、第二十九出《生寤》后半、第三十出《合仙》上场,其他诸出均由卢生等人在那里表演,可以说是体验重于灌输。这样的处理,接近沈既济《枕中记》的原来面貌,也有利于表现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。

  为了表现更为丰富的社会生活内容,汤显祖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开掘。

  一是从唐代有关文献中开掘。例如李晓先生在《〈邯郸记〉本事考及主要版本》中指出的:"本事中提到卢生为时宰所忌,以飞语中之。时宰为谁?汤氏从《唐书》中找出个宇文融来,这是个很重要的补笔。"李晓先生说得很对,相关材料除《唐书》之外,还可以补充《明皇杂录》中的《宇文融》条: 玄宗命宇文融为括田使,融方恣睢,稍不附己者,必加诬谮。密奏以为卢从愿广置田园,有地数百顷。帝素器重,亦倚为相者数矣;而又族望宦婚,鼎盛于一时,故帝亦重言其罪,但目从愿为多田翁。从愿少家相州,应明经。常从五举,制策三等,授夏县尉。自前明经至吏部侍郎,才十年。自吏部员外至侍郎,只七个月。值得注意的是此条引出一位卢从愿。从某种意义上来看,卢从愿不但可以说是汤显祖《邯郸记》中卢生的原型,而且也可以说是沈既济《枕中记》中卢生的原型,这一点似乎未经人道。 上面一条还可与《新唐书》列传第五十四《卢从愿传》参看:"卢从愿,字子龚。六世祖昶,仕后魏为度支尚书,自范阳徙临漳,故从愿为临漳人。擢明经,为夏尉。又举制科高第,拜右拾遗,迁监察御史,为山南黜陟巡抚使,还奏称旨,累进中书舍人。睿宗立,拜吏部侍郎。吏选自中宗后纲纪耗荡,从愿精力于官,伪牒诡功,擿检无所遗,铨总六年,以平允闻。帝异之,特官其一子。从愿请赠其父敬一为郑州长史,制可。初,高宗时,吏部号称职者裴行俭、马戴,及是,从愿与李朝隐为有名,故号'前有裴、马,后有卢、李'。开元四年,玄宗悉召县令策于廷,考下第者罢之。从愿坐拟选失实,下迁豫州刺史。政严简,奏课为天下第一,宝书劳问,赐绢百匹。召为工部侍郎,迁尚书左丞、中书侍郎,以工部尚书留守东都,代韦抗为刑部尚书。数充校考使,升退详确。御史中丞宇文融方用事,将以括田户功为上下考,从愿不许,融恨之,乃密白'从愿盛殖产,占良田数百顷',帝自此薄之,目为多田翁。后欲用为相屡矣,卒以是止。十八年,复为东都留守,坐子起居郎论输籴于官取利多,贬绛州刺史,迁太子宾客。二十年,河北饥,诏为宣抚处置使,发仓廥赈饥民。使还,乞骸骨,授吏部尚书致仕,给全禄终身。卒,赠益州大都督,谥曰文。"可以看出,卢从愿事迹与《邯郸记》中卢生颇有相似之处。上引两则文字相比,《新唐书》记录为详,但几个关键情节,如卢从愿族望宦婚,以及升迁之速,则《明皇杂录》所写更为具体。至于宇文融的诬陷,则都是一致的。

  关于卢生被贬之地,《枕中记》说是驩州(今越南义安、河静等地),汤显祖《邯郸记》改为崖州(今海南三亚),这里可能有三个原因:第一,唐代名臣杨炎、韦执谊、李德裕等先后贬崖州,作为贬谪之地,崖州的影响更大。第二,这一改动,似乎更符合沈既济初衷。第三,汤显祖曾经贬官徐闻,这里地处雷州半岛,与海南隔海相望,因此他对海南更为熟悉。汤显祖作于徐闻的一首诗中,还写到李德裕,诗为《琼人说生黎中先时尚有李赞皇诰轴遗像在,岁一曝之》:"英风名阀冠朝参,麻诰丹青委瘴岚。解得鬼门关外客,千秋还唱《梦江南》。"可以说,汤显祖在这首诗中,对李德裕这样被贬官员的处境表示了深切的理解和同情。

  我们知道,沈既济曾因杨炎举荐,任左拾遗、史馆修撰。德宗建中二年(781),杨炎获罪贬崖州,沈既济受牵连,亦随之贬为处州(今浙江丽水)司户参军。后又入京任吏部员外郎。《枕中记》当作于此后。

  关于德宗一朝宰相的贬死,陈寅恪《元白诗笺证稿》曾经论及:"《旧唐书》一二《德宗纪上》略云:建中二年七月庚申,以中书侍郎平章事杨炎为左仆射。十月乙酉,尚书左仆射杨炎贬崖州司马,寻赐死。""同书一三六《窦参传》略云:明年(贞元五年)拜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领度支盐铁转运使。贬参郴州别驾,贞元八年四月也。[九年三月]乃再贬为驩州司马,未至驩州,赐死于邕州武经镇。""寅恪案:杨炎以文学器用,窦参以吏识强干,俱为德宗所宠任,擢登相位,而并于罢相后不旋踵之间,遂遭赐死,此诚可致慨者也。"

  可以看出,《枕中记》写卢生被贬,其中隐然有杨炎的影子在。杨炎既贬崖州,沈既济不便言之,故改言驩州。汤显祖《邯郸记》又将其改回崖州,所以我们说是更符合沈既济初衷的。

  二是从明代现实生活中开掘。如第二十三出《织恨》写卢生得罪之后,崔氏没入外机坊织锦,备受督造太监、外机坊大使凌辱。织造之害波及整个明代,这方面的记载在《明史》中屡见不鲜,如《明史·章侨传》记章侨:"又言添设织造内臣贪横殊甚,行戸至废产鬻子以偿,惟急停革,与天下更始,疏入不省。"第二十七出《极欲》说卢生"这梅香伏侍相公,也养下一子,叫做卢倚,因他年小,挂选尚宝司丞",与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"荫一子尚宝丞"相似,而且尚宝司是明朝特有的官署,其他朝代包括唐朝都没有,因此这里的明代痕迹是显然的。第二十八出《友叹》借萧嵩之口说卢生"忽然一病三月,重大事机,诏就床前请决。皇上恩礼异常,至遣礼部官各宫观建醮禳保",与《明史·张居正传》"居正病,帝频颁敕谕问疾,大出金帛,为医药资。四阅月不愈,百官并斋醮为祈祷,南都、秦、晋、楚、豫诸大吏,亡不建醮。帝令四维等理阁中细务,大事即家令居正平章。居正始自力,后惫甚,不能遍阅,然尚不使四维等参之"极其相似。吴梅《读曲记》《邯郸梦(二)》说:"记中备述人世险诈之情,是明季官场习气,足以考镜万历年间仕途之况,勿粗鲁读过。"《四梦传奇》说:"明之中叶,士大夫好谈性理,而多矫饰,科第利禄之见,深入骨髓。若士一切鄙弃,故假曼倩诙谐,东坡笑骂,为色庄中热者下一针砭。其自言曰:'他人言性,我言情。'又曰:'理之所必无,安知情之所必有。'又曰:'人间何处说相思,我辈钟情似此。'盖惟有至情,可以超生死,忘物我,通真幻,而永无消灭。否则形骸且虚,何论勋业,仙佛皆妄,况在富贵。"这些意见,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。

  《邯郸记》是一部杰作。恩格斯在致拉萨尔的信中认为戏剧的发展应当是"德国戏剧具有的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,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的融合",我们认为,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,汤显祖《邯郸记》已经具备"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",同时又将其与"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"完美地融合起来了。

  我们说汤显祖《邯郸记》已经具备"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",是有充分根据的。汤显祖有史识、史才,本来可以成为一位史学家。他在《答吕玉绳》中说:"承问,弟去春稍有意嘉、隆事,诚有之。忽一奇僧唾弟曰:严、徐、高、张,陈死人也,以笔缀之,如以帚聚尘,不如因任人间,自有作者。弟感其言,不复厝意。赵宋事芜不可理。近芟之,《纪》、《传》而止。《志》无可如何也。"这里的"奇僧"指的是僧真可。徐朔方先生笺:"或作于万历二十七年,时真可有临川之行。"

  据此,我们可以大致描述《邯郸记》的创作过程:万历二十六年(1598)春,汤显祖对嘉靖、隆庆以来的历史产生兴趣,有意进行研究。就在这一年,他向吏部告长假还乡,而真可也在这一年来访,向他表达了上述意见。汤显祖接受了真可的意见,不再具体研究严嵩、徐阶、高拱、张居正等人,而是超越具体的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,从哲理的层面,对封建政治进行了整体的的思考,并于万历二十六年(1598)完成《牡丹亭》、万历二十八年(1600)完成《南柯记》之后,于万历二十九年(1601)完成了《邯郸记》。而这一年,也就是他被吏部以"浮躁"的理由正式免职的一年。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,汤显祖以一部《邯郸记》,也对自己十八年的坎坷仕途作了一个总结。

  汤显祖写作《邯郸记》时,头脑十分清醒。要证明这一点,只要举出两个细节就足够了:

  一个是,第二十五出《召还》中,为虎作伥、前倨后恭的崖州司户向卢生负荆请罪时,卢生笑道:"起来,此亦世情之常耳。"不要忘记,这位司户也是黄粱梦中人,请看他的自白:"小子崖州司户,真当海外天子。长梦做个高官,忽然半夜起水。好笑,好笑,一个司户官儿,怎能巴到尚书阁老地位?"就是这位司户,当使者迎取卢生还朝时,他却误以为迎取的是自己,又惊又喜:"我的宇文老爷,小官还不曾替你干的事,就蒙你钦取我拜相回朝,顶戴,顶戴。"并且在迎接使者时不肯下跪,说是:"天使来取司户回朝拜相,体面不跪。"这真是自作多情,想入非非了。

  另一个是,第二十八出《友叹》中,卢生沉疴不起,萧嵩已向裴光庭暗送秋波:"卢老先既有此失,势必跷蹊。且喜年兄大拜在即了。"裴光庭口称"不敢",实际上却是迫不及待,就是萧嵩,心中又何尝不想?

  这说明,在那个封建社会里,沉浸于黄粱美梦者绝非一人二人,糊涂者有之,聪明者亦有之,遭人嗤笑者有之,未遭人嗤笑者亦有之,大梦难醒,而且还是"此梦绵绵无绝期",这种人性的扭曲,形式上是喜剧,实质上是悲剧。对于这一点,汤显祖有着超乎常人的清醒认识,所以他在《答李乃始》中说:"词家四种,里巷儿童之技,人知其乐,不知其悲。"这一宣言,真是意味深长,足以振聋发聩的。

  (二)

  汤显祖《邯郸记》问世之后,在剧坛和社会上产生了很大影响,这可以分为三个方面来谈。

  第一个方面是引起了评论家的关注。对其"立言神指",王思任《批点玉茗堂牡丹亭词叙》概括说:"《邯郸》,仙也;《南柯》,佛也;《紫钗》,侠也;《牡丹亭》,情也。"王思任这一概括十分有名,也大体符合实际。对其艺术成就,王骥德《曲律》卷四说:"临川汤奉常之曲,当置法字无论,尽是案头异书。所作五传,《紫箫》、《紫钗》,第修藻艳,语多琐屑,不成篇章;《还魂》妙处种种,奇丽动人,然无奈腐木败草,时时缠绕笔端。至《南柯》、《邯郸》二记,则渐削芜纇,俯就矩度。布格既新,遣辞复俊。其掇拾本色,参错丽语,境往神来,巧凑妙合,又视元人别一蹊径。技出天纵,匪由人造。"认为《紫箫》、《紫钗》辞藻秾艳而结构散漫,缺乏整体的美;《牡丹亭》有很多奇丽动人之处,可惜仍时有瑕疵;《邯郸》、《南柯》则结构紧凑,语言纯净,本色与辞采的关系处理得很好,因此是艺术成就最高的。冯梦龙《墨憨斋定本邯郸梦总评》说:"《紫钗》、《牡丹亭》以情,《南柯》以幻,独此因情入道,即幻悟真,阅之令凡夫俗子俱有厌薄尘埃之想。'四梦'中当推第一。"张岱的意见则与王骥德、冯梦龙不同,他在《答袁箨庵》中说:"汤海若初作《紫钗》,尚多痕迹。及作《还魂》,灵奇高妙,已到极处。《蚁梦》、《邯郸》,比之前剧,更能脱化一番,学问较前更进,而词学较前反为逊色。盖《紫钗》则不及,而'二梦'则太过,故总于《还魂》逊美也。"张岱此说,是针对当时传奇创作的一种倾向而提出的。这种倾向,照张岱说来就是:"传奇至今日,怪幻极矣。生甫登场,即思易姓;旦方出色,便要改装;兼以非想非因,无头无绪;只求热闹,不问根由;但求出奇,不顾文理。"张岱认为袁于令(箨庵)的近作《合浦珠》亦患此病,"盖郑生关目亦甚寻常,而狠求奇怪,故使文昌武曲、雷公电母奔走趋跄,热闹之极,反见凄凉。"张岱并不反对"热闹"和"出奇",只是认为"热闹"和"出奇"应当"皆是情理所有",即在合情合理的范围内充分发挥想象力和创造力,充分调动各种艺术手段,以追求理想的艺术效果。张岱认为在这方面,《紫钗记》的缺点是"不及",《邯郸》、《南柯》的缺点是"太过",只有《牡丹亭》恰到好处,"灵奇高妙,已到极处"。可见张岱认为《邯郸记》不及《牡丹亭》。我们认为,总的看来,《牡丹亭》成就肯定在《邯郸记》之上,当然二剧的特色是不同的。

  第二个方面是对创作的影响。一个例证就是苏元俊创作的《吕真人黄粱梦境记》。据郑志良先生《论苏元俊和他的〈吕真人黄粱梦境记〉》一文考证,苏氏此剧作于万历三十四年(1606)之后,受到汤显祖《邯郸记》的影响,是很自然的。《吕真人黄粱梦境记》将身事与时事融入其中,对当时社会上的一些丑恶现象肆意嘲讽,大加贬挞,颇新人耳目,虽说是度脱剧,却又有时事剧的气息。这一特点,应该说也受到汤显祖《邯郸记》的影响。

  第三个方面是在文人圈子里引起的强烈反响。

  万历三十二年(1604)八月,钱希言自常熟来临川访汤显祖,汤显祖曾请他观看《南柯记》、《邯郸记》的演出,钱希言作《今夕篇》记其事。小序云:"汤义仍膳部席与帅氏从升从龙郎君尊宿叔宁观演'二梦'传奇作。"诗中写道:"借问顾曲者,主人胜周郎。平生宦不达,写韵于宫商。谱彼虞初说,填词播教坊。《南柯》似孟浪,《邯郸》太荒唐。本言梦中事,借作尊前妆。富贵等浮蚁,功名喻炊粱。畴云钟鼎业,而异傀儡场。纷纷聚观人,谁短更谁长?""雕虫虽小技,信美流芬芳。请看'二梦'言,千秋焕乐章。"他对汤显祖创作《邯郸记》的良苦用心是有一定程度体会的。

  其后,文人经常观看《邯郸记》的演出,并且经常形诸歌咏。如范景文《秋夜邓未孩冯上仙曹愚公招饮淮河楼上看演〈黄粱〉传奇》:"秦淮河上低杨柳,歌舞楼中小月明。异地谁教宾作主,同襟方见弟和兄。已从戏局还看梦,纵使诙谈总自清。一曲游仙催漏短,贪欢怕是听鸡声。"钱谦益《病榻消寒杂咏四十六首》之一:"砚席书生倚穉骄,《邯郸》一部夜呼嚣。朱衣早作胪传谶,靑史翻为度曲訞。炊熟黄粱新剪韭,梦醒红烛旧分蕉。卫灵石椁谁镌刻,莫向东城叹市朝。"自注:"是夕又演《邯郸梦》。"梁清标《刘庄即事次念东韵》:"剪剪西风荇藻香,烟波一曲凤城旁。酒垆客散河山邈,槐国人醒岁月长。便欲观涛吟《七发》,浑疑落木下三湘。闻歌今夕同流水,莫负溪桥潋滟光。"自注:"是日演《黄粱梦》,追忆昔时同雪堂、淇瞻集此园观《秋江》剧,不胜聚散存亡之感。"陈瑚《和有仲观剧断句十首》中有:"雪满弓刀血裹巾,燕然山下梦中身。楚囚空洒新亭泪,不见邯郸作梦人。"自注:"歌《邯郸梦》。"又有:"莫笑卢生一枕空,神仙亦在梦游中。苍苍烟雾茫茫水,何处蓬莱绿发翁?"以上四人,范景文殉明而死,钱谦益、梁清标身仕二朝,陈瑚是明遗民,他们身份、遭际、心态各不相同,但观看《邯郸记》的演出都有很深的感触,可见《邯郸记》的阐释空间是很大的。

  当然,在特定情境之下,文人观看《邯郸记》的演出,感触就会更深。

  清初宋琬有《满江红》词,小序云:"铁崖、頋庵、西樵、雪洲小集寓中,看演〈邯郸梦〉传奇,殆为余五人写照也。"词云:"古陌邯郸,轮蹄路,红尘飞涨。恰半晌,卢生醒矣,龟兹无恙。三岛神仙游戏外,百年卿相氍毹上。叹人间、难熟是黄粱,谁能饷。 沧海曲,桃花漾。茅店内,黄鸡唱。阅今来古往,一杯新醸。蒲类海边征伐碣,云阳市上修罗杖。笑吾侪、半本未收场,如斯状。"宋琬曾因冤案下狱,后虽获释,但心灵上留下了深刻的创伤,因此观看《邯郸记》的演出,便有这样深沉的感慨。徐釚《词苑丛谈》卷九云:"宋观察茘裳罢官游西湖,与铁崖、顾庵、西樵宴集,演《邯郸梦》传奇。观察曰:'殆为余辈写照也。'即席赋《满江红》云……词成,座客传观属和,为之欷歔罢酒。"王晫《今世说》卷二云:"宋荔裳、王西樵、曹頋庵同客湖上。一夕看演邯郸卢生事,酣饮达旦。曹曰:'吾辈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,一旦缩之银灯檀板中,可笑亦可涕也!'" "百年间入梦出梦之境,一旦缩之银灯檀板中",可见《邯郸记》极强的艺术概括力量,而"可笑亦可涕",说出了文人观看《邯郸记》演出的复杂感受,也从接受者方面证明了《邯郸记》丰富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。

  来源:善本古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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